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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亟需取得共识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综合目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有几种论断值得注意:一是万能论。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套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壳就能解决,这是片面的。二是无效论。即所谓的供给侧、需求侧是理论上的概念文字,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旧体制回归论。认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业,使大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管理。中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的战略调整和一个主线提出来,但部分人对其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取得共识,准确认识其内涵和外延。

二、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核心是处置僵尸企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首要任务是去产能,核心是僵尸企业的退出。何为僵尸企业?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第一种,牛津辞典记载僵尸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简单说,僵尸企业是早就应该破产,却因某种原因仍然存续的企业。第二种,僵尸企业就是那些处于停产的、半停产的、连续亏损的、资不抵债的、主要靠政府支持及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的企业。第三种,法律专家李曙光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但实际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第四种,在资本市场上认为,那些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僵尸企业。按照这个标准,A股市场有265家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维持融资,265家企业中有130家企业募集资金3281亿元;一方面又从政府获得了大量补贴,据估计接近426亿元。僵尸企业占用了国家的宝贵资源、增大了金融风险、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业是非常正确的。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会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却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为什么有僵尸企业?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所谓僵尸企业是因为父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要爱护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支持,并有铁饭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业是父爱主义的产物。现在处理僵尸企业的议论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出行动,给出了处理的数量指标。目前,处理僵尸企业有三怕:政府和企业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怕社会不稳定;银行怕提高不良资产率;职工怕失业。处理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又要稳妥精细,尤其要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现在对于处理僵尸企业存在一些疑虑。20世纪90年代诸城处理僵尸企业的案例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93年陈光由诸城市市长改任市委书记,他认为不改革没有出路,对全市282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了改制。陈光因此被称作“陈卖光”。1995年,两位大学教授撰文,认为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引起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重视,为了解真实情况,他亲自带领九个部委的同志赴诸城调查。调查后认为诸城的经验应当推广,全国都学习诸城模式,陈光也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1997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任专员。当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2/3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陈光认为这些企业卖都卖不出去,只有送给有实力的好企业才能救治它们。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把企业搞活,职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荷不姓荷。”菏泽是山东最贫穷的地方,当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需要10亿元。2006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公务员工资涨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陈光还是被称为“陈送光”。但他作为改革者,欣慰地说:“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今天,我们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也要有陈光那样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三、去产能应同扶贫和“走出去”相结合

首先,去产能与扶贫相结合。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政府可以考虑收购过剩产能,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会对玻璃、钢铁、水泥产生需求。另外,去产能与“走出去”“一带一路”相结合。现在“走出去”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风险较大,但是我们输出产能可以支持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上述办法,既可达到有效去产能,又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推动“一带一路”健康发展。

四、去库存应同农村改革相结合

农民有资产,有宅基地和房产。但是这些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因此农民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富裕起来,不能带动农村消费。如果把资产变成资本,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农民富起来,带动农村消费,经济下滑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城市有1亿多农民工需要房子,但是农民没有钱买不起房。如果去库存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农民有了资本就可以到城市买房。现在全国房地产业的库存大概是7.3万亿平方米,如果农民有能力去城市买房,不但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五、减税不仅要减轻企业负担,还应调节贫富差距

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目前国内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顶端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大概只占全国的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不平等,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开营改增将会减税5000亿元,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如果减免食品增值税,受益者将是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既有利于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也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太大,2006年达到72%2013年降到59%,这一比重在国际上也是很高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间接税收入只占30%,累进所得税等直接税占了总税收的70%。累进所得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制度性环境,目前还有不少制度供给不足。例如,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与制度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法》自200761实施以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绩的需要而干预企业破产;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三是破产案件处理缺乏市场化;四是破产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个人破产和金融破产制度。当前,应继续修改《企业破产法》,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破产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简政放权力度较大,但社会的反映是放权力度还不够,该放的没有放到位,有的放权后不匹配,办事增加了难度。有的放权后监管没有跟上,比如发电企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审批了109家燃煤发电企业,约1.2亿千瓦的发电量。但根据我国环境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清洁能源,通过大功率特高压设备,可从电力充裕的区域输送到缺电的区域,这就无需每个省都用煤来发电,可这和地方利益产生了冲突。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这是不适当的。要用改革的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以解决问题。

八、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我国原创性和理论创新仍然不足,颠覆性创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束缚创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太多。

乔布斯眼中的创新:另类思维。乔布斯把苹果引领成为世界先进企业,不愧是现代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他在创业时被人称为疯子,但是创新需要这样的疯子,唯上唯书是不可能创新的。乔布斯事业有成后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有一位年轻学生提问:“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怎么变成你?”乔布斯回答说,“另类思维”。这就是创新。

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也可以说。对老祖宗必须敬畏,但不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不能说,否则就不能创新、不能发展。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84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1984年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当时阻力很大,但最后中央在《决定》中仍然提出了商品经济。

华为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28年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跃成为全球通信企业的领军者。虽然国家没有投资,但其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财富。2015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3950亿元,净利润458亿元,上缴税收462亿元,最近10年累计上缴税收2228亿元。华为解决了17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0%左右,全球超过20亿人在使用它的通讯设备。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原始资本起步,现在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和“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任正非只拥有1.4%的股份,形成了生命共同体,激发了无穷的创新动力。任正非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华为的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在国内外建立了16个研究所,充分运用不同地区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华为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创新能力,与其人才优势和巨额投入密不可分。华为拥有1万多位博士,数以百计的外国科学家,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工作。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36000多件。华为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究,2015年研发投入达596亿,占收入的15%,过去10年累计投入超过2400亿元,已进入全球非军工企业研发的前10强。巨额研发投入大大提高了其全球竞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华为的研发投入比A股中154家化工企业、166家机械设备企业、67家医药企业等近400家企业的投入总和还多几十亿元。154家化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356.2亿元,其中中国石化以12.9亿元研发经费名列首位。华为已成为世界500强的知名企业,在“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中,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

信息通信技术是当前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所有互联网企业和用户都离不开它。华为的信息通信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金融、能源等行业。其服务器在国内电力、广电、公安等领域市场份额居首位,在银行领域的市场份额居第二位,2016年可能冲刺到首位。华为的手机国内销量已经超过苹果、三星。在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华为创新驱动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华为的诞生、成长、发展,生动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0年前有人还说,“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其没有国家投入,是私人资本,而且实行职工持股,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国家投入就是社会主义,私人投入就是资本主义,而且职工持股后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集体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没有自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本来没有写入自由和人权,笔者提出后遇到不少阻力,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笔者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相信如果不说假话大家都想要,那就没必要回避。二是宪法中有“自由”,十五大报告为什么不能提?三是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共产党要继续执政,让人民拥护,必须高举人权和自由的旗帜,没有自由和人权是不得民心的,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统一大业。这些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赞同,并在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人权”被写入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概括地说,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创新发展的条件,是全面创新的动力之源。(来源:《全球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