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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经验:经济下行不能自乱阵脚

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看通胀水平,更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2008年后中国住房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松紧高度一致也显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

有高瞻远瞩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而还要保持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不能被改革过程的某些阵痛或代价所吓倒而后退,导致功亏一篑、后患无穷。

一个经济体经过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面临发展瓶颈:旧的发展模式积累了弊端和风险,旧制度的刚性以及优势虽然仍在发挥左右,但在解决新问题时并不匹配而且无能为力。因此,必须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和危机,并寻找新的增长方式。

现在,中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制度困局,并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过去。这个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被概括为经济转型,也被称作制度变迁的过程。

世界上大部分经济转型现象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其中包括美、日这样在战后持续增长三四十年的大型经济体,也包括像韩国、阿根廷等这样的中小经济体。他们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幸失败至今的国家,为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中国面临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并没有单一的现成案例可供参照,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

必须控制好货币供给

二战结束后,美、日等国都曾出现了长达3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出现严重的问题,如美国的滞胀,日本经济的泡沫化现象。这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非常类似:经济风险日益增大,但经济增长却显得乏力,出现了结构性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看,美、日与中国在经济转型前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政府干预与财政刺激,并依赖信用扩张维持高增长,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以及资产泡沫。事实上,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联储长期货币宽松的结果。危机归根结底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周期性现象,财政刺激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货币政策的配合。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公平竞争的环境,释放企业活力,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并适当降低税率为困难中的企业减负。

其次,政府必须控制好货币供给,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资产价格,防止市场预期恶化。事实上,持续不断的过度宽松政策是导致实体经济恶化、资产泡沫膨胀以及信用市场危机的根源,并会鼓励资本大规模外流。目前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就与政府隐性的信用担保以及金融政策有关,如果不对金融部门进行基础性的改革并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难以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并且会影响到去杠杆、去产能等工作的推进。

当然,也有人为中国货币政策导致的资产泡沫辩护,认为一线城市的房价是由供需决定的市场现象,而中国的通胀水平一直比较温和,因此拥有继续宽松的货币环境。相反主动紧缩货币刺破泡沫会制造危机,就像日本当年所做的那样。

日本当年对东京等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也持有相同的“合理论”,因为扩张的货币大多流向了金融市场与资产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CPI)却相对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大宗商品在日本的进口商品中占40%-50%的比重,进口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胀率密切相关,“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后,进口价格指数一路走低,压制了通货膨胀,再加上当时的投资者把房子看做金融品,只关心房价上涨而非收取房租获益,因此,租金并没有多大提高。

因此,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看通胀水平,更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2008年后中国住房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松紧高度一致也显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也不应抱着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用货币政策逐步消化这些泡沫的心态,比如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结构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扩大内需,这需要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的宽松政策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在转型期间日益显著的分配不公或者说收入两极化往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在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转型过程比较常见。一旦形成了两极化现象,想摆脱需要漫长的过程。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政策的关系决不能颠倒

事实上,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出口大幅下滑,经济面临萧条,具有日本央行背景的前川委员会当时曾提出过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文件,即所谓的前川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必须从出口导向型转型为内需导向型,加大财政支出,刺激民间投资,搞城市化,同时要求货币政策关注和稳定物价,并要承受经济结构调整中带来的衰退痛苦,等等。

但是,反对这项报告的人则认为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时推进转型。最终日本政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保增长,促转型,通过货币放水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环境,1987-1989年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的利率水平严重过低,刺激起了经济泡沫。最终,日本在转型过程中不愿承受改革的阵痛而付出了改革失败的代价,并导致整个经济失去二十年,而拖延的时间越长,推动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转型升级之路不是轻松的旅程,而是一定会伴随着阵痛与磨难的长征。当前中国不想重蹈日本主动刺破资产泡沫的老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试图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这个思路与日本当年类似,尽量减少阵痛并避免硬着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本末倒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始终是第一位的,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目的不是追求经济增长本身,而是避免硬着陆,在新旧动力交替时起到稳定系统的作用。

改革要能忍受阵痛

一旦经济下行,一定不能自乱阵脚,搞强刺激,避免短期化行为。当前强刺激不仅效率低,还会传递不良的预期。比如当市场认定政府在经济下行时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市场就会与宏观经济政策赌博并套利,强刺激的结果是进一步产生市场扭曲并加剧机构性危机,负面效应更大。结构调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韧性与淡定。

正如习近平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

因此,有高瞻远瞩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而还要保持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不能被改革过程的某些阵痛或代价所吓倒而后退,导致功亏一篑、后患无穷。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在漫长的转型期内,不同党派的总统任期制往往导致改革措施缺乏延续性与稳定性,有时候甚至为了讨好选民而采取短期化或民粹的政策。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结构性改革始终无法完成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自民党考虑自己的农民以及工商业的票仓,无法自我革命为国家的未来承担历史责任。

中国具有经济转型改革的政治体制优势,也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完全能够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这为改革成功提供了组织保障。现在,全球都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中国与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中国人必将以自己不屈的精神战胜种种挑战并最终获得改革的成功。(来源:《中国改革论坛》,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